乡村,乡愁

138年前的1872年,一个名叫明恩溥(Arthur H. Smith)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在27岁的时候来到了中国。他或许不会想到,他的这次旅行,却成为了他观察中国近100多年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现代化变革的一个起点。

在这次异国之旅中,自小接受西方教育的明恩溥与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帝国结下了深厚的缘分,使得他成为第一个建议美国政府退还中国庚子赔款的人,并最终获得美国国会的同意,而正是受益于这一款项的资助,从而开创了近代中国人海外留学的先河,而这些学子又为100多年来的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变革提供了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智慧源泉,并激荡至今。

那么,明恩溥看到了一个怎样的中国,从而让他提出了一个对这个国家影响如此深远的建议呢?

在其近50年的在华生活经历中,明恩溥先后居住于天津、山东等地,曾兼任《字林西报》的通讯员。他对中国下层农民的生活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并撰写出了著名的《中国乡村生活》一书。

在该书的前言中,明恩溥写道,“中华民族不仅有着举世无双的过去,也必将有美好的未来。然而,在这个美好的未来实现之前,还存在许多必须克服的缺陷”。为了看清这些缺陷,于是,他将目光投向了中国乡村,他说,“中国乡村是这个帝国的缩影,通过对它的考察,我们将会更好地提出纠错改正的建议。”

而事实上,他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更具价值的观察、认识真实的中国路径和逻辑,那就是,“我们不能过于重申中国在统一性上的多样性,因为这种断言总是暗含着这样一种局限:尽管多数情况并非如此,但在某处确乎真实”。所以,“多样性的统一性是中国一种真正典型的事实,尽管这种情况是有限的,但并非不值得我们重视”。

我很为明恩溥的睿智所叹服,并坚信,直到今天,将目光投向对更加复杂和多样的基层变革故事的记录,是很重要也很必要的。尤其是在我们越来越发现,更多人开始兴奋并沉湎于大国情结、宏观统计数据以及西方媒体只言片语的赞美。

正像我之前看到的一个故事,在东北的一个山村,一项出于保障农民利益和保护国家森林资源考虑的林权体制改革,在基层执行的结果是,分到林地的村民在粮食价格上涨的现实利益面前,开始纷纷将“自家”林地开垦为农田,而且,当更多的村民都作出类似选择的时候,政策变革带来的结果就是一座座秃山。

不过,我没有任何理由去责备追逐私利的村民,因为,可以让身处变革时代的每个个体都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生存和生活的方式,本来就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国家转型的应有之义。只是,这个案例提醒我们,转型中的复杂性使得现代化改革的每一步都显得步履维艰。

由此延伸开去,我更加相信,对改革共识的期待和达成显得弥足珍贵,因为,只有一些改革共识的达成,才能使得我们的一些具体改革措施(哪怕是存在一些缺憾的措施),也可以获得大多数的支持,一起奔向最终的政策完美、国家完美。而在过往的30年,我们已经看到的了这种改革共识为我们的国家现代化转型所带来的神奇效果,而在下一个30年,这种共识依然需要,并进一步需要更好地完成新时期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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